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植樹節,近兩年隨著政府加大城市綠化覆蓋率,我們會發現身邊的綠色逐漸變多了。而在離我們很遠的地方,實際上也在進行著大規模的植樹造林活動,只不過我們生活在城市里,對此難有察覺。直到近幾年北京出現了霧霾問題,人們才開始關注京北的防護林,意識到這些樹木其實一直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而樹木作為一種自然資源,除了改善環境外,還擁有巨大的經濟價值,雖然這幾年股市和房地產頻刷存在感,但林業卻作為一項穩健的投資項目,受到投資者的青睞。 首先是政策層面的支持,給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民間資金提供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新投資環境,而林地作為商品進入市場的價格也相當可觀。事實上,林地投資的本質是資本對資源的爭奪。在前幾年樓市走低的時候,有很多從事房地產和礦產的企業紛紛把目光投向林業投資。原因就在于林地的價值很低,相對而言增值空間就大。而且通過發展林下經濟,還可以開展旅游業等等,國家對此也有一些扶植政策。 第一批林業投資者,早就從中嘗到了甜頭。他們的成功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從而引發了投資熱潮。浙江、廣東、四川、福建等地都曾經有過林業投資熱,林地租金也在不斷上漲。除去“炒林”的因素外,木材的剛性需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直以來,木材在中國都是短缺商品,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因此國內的木材加工企業、造紙廠等,也需要長期租賃林地,保證自己的原材料供應。 但是就如同房地產熱了就會有投機者一樣,林業投資中...
近期,黑色大宗商品價格經歷了一波以鐵礦石帶頭的驚心動魄的上漲。海外媒體對此也發表了見解,稱這次上漲是唐山要舉行世界園藝博覽會,要求當地鋼廠4月到10月之間停產,在停產之前企業爭相擴大產量,造成鐵礦石緊缺,從而開始價格傳導。同時,投機資本也推波助瀾,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太過劇烈,很難用產業需求來解釋,只能說有一部分資金左右了市場情緒。那么,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我國有利還是有弊? 從表象來看,商品漲價貌似可以抵御通縮風險。在我看來,對付通脹可以調高利率,對付通縮的手段則有限。通縮可怕,通脹很容易控制得住。對付通脹可以調高利率,對付通縮的手段則有限。這也是業內共識,大家經常舉的例子是日本通縮帶來的經濟停滯,適度通脹會促進消費,對經濟更有利。 可事實上,通縮是去產能的一個主要手段,通縮環境下企業要精簡人員,精簡開支提高效率,以維持盈利生存下去,競爭失敗者則會被淘汰。 在PPI持續下行的背景下,世界都在維持低利率和寬松的貨幣環境,是要讓實體經濟有更多的生存空間。中國同樣如此,政府要求降低電價,就是為了減輕企業負擔,企業有盈利才能生存下去。 曾有數據統計過,2015年中國進口石油和煤炭比2014年有所增加,但支出減少超過9000億元,這些都是中國企業減少的負擔。 有人認為中國實行的新財政和貨幣政策將會帶領中國走進滯脹,即經濟停滯、通貨膨脹,意味著賺錢的途徑減少而通貨膨脹還無可避免,所以有很多避險資金投入到房...
在之前的政府工作報告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了今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度預期目標:6.5%-7%。這一數值其實早已在預料之內,但政府用區間的形式確定年度經濟增長目標,還是第一次。 此前,中國政府在確定年度經濟增長目標時,大都使用明確的點位數字,如需要為增速目標提供彈性,則加上“左右”一詞。除了2000年至2002年未明確提出年度增速,以及2012年提出7.5%的點位目標外,17年間“左右”的表述方式使用了13次。 我認為,在國際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的情況下,區間目標符合經濟規律,也更符合中國轉型期的發展情況,有利于發揮市場的主體作用。因為必須保證經濟增長目標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相呼應,還要考慮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需要,設定區間目標有助于穩定和引導市場預期。 中國經濟增長出現結構性減速已是不爭事實,如果繼續明確設立增速區間,實現起來壓力很大,而且一旦沒有達到目標,將會打擊改革信心,而區間目標相對而言更有彈性和可操作性。 去年,中國在經濟總量超過10萬億美元的高基數上,保持了6.9%的中高速增長。如果與10年前對比,現在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相當于10年前增長2.6個百分點。2015年中國以占全球約14%的GDP總量創造了占全球約25%的經濟增量,可以說在全球經濟發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目前中國面臨著很多挑戰,既有結構性改革引發的陣痛,又有大量低端的過剩產能等待集中消化,低成本要素和資源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供給側改革需要更多驅動力...
3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央行今年首次降準,同時也是去年10月24日以來的首次降準。這說明中國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已經開始有所放松,不過此次調整仍屬于范圍之內。 中國的貨幣政策從2010年適度寬松后,進入穩健狀態已是第六個年頭了。而穩健的貨幣政策只有靈活適度,才能夠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降低融資成本,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 今年是中國轉型的關鍵一年,從年初國際經濟形勢來看并不十分樂觀,中國處于大環境中可能產生一定的下行風險,不過目前中國仍有一定的貨幣政策空間迂回。堅持“區間調控”與“定向調控”的調控方式,已成為中國政府在經濟轉型升級期常態化使用的宏觀管理創新方式,是有別于傳統宏觀調控思路的“巧調控”。這兩種調控方式都是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設置合理的界限,盡量保證宏觀政策不動搖的情況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盡管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但長期向上的基礎并沒有改變,增長率也是仍在合理的區間。而且隨著新經濟增長模式的出現,更能保證中國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就目前情況來看,國際經濟環境進入低速發展階段,但是暫時沒有大動蕩和危機征兆,因此國內不需要以強刺激應對。 去年李克強總理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5年年會時表示,中國將繼續保持戰略定力,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這一政策下,我們可以對11年以來央行進行的降準和降息...
必須承認,中國的縣域經濟在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道路上舉足輕重,也是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在國家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同時,也為農村金融發展提供了機遇。但機遇與挑戰往往并行,如果農村金融不能與時俱進進行創新,則很有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沉重包袱。 華興控股集團所投項目中有很多涉及到農業與農村金融,深入了解后發現當前很多縣域金融競爭主體是殘缺不全的,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都不多,在這種環境無法體現出農村金融體系中的競爭性。另外,中國縣域金融風險也在慢慢加劇,表現為農村信用社體系不良貸款成倍增長。 面向農村的借貸也處在一個很尷尬的局面上,因為對象以鄉鎮企業為主,規模有限,在其中找到好企業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即便有錢也不敢輕易往外貸,導致近幾年中小金融機構的存貸比逐年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就急需農村金融機構有更多的創新,從體制深處進行變革,鼓勵更多民間資本進入農村金融領域。 農村金融創新必須借助互聯網的力量,因為在縣域環境中,需求主體非常分散,信息溝通不暢,造成了交易風險增加等各種問題,因此需要通過互聯網金融去改善農村金融信貸機制,降低成本。 此外,產業鏈金融的創新同樣至關重要,因為構造產業鏈金融會降低農村金融機構的風險和成本,在縱向一體化過程當中,解決整個產業鏈的問題,培育整個產業鏈,這樣整個地方經濟就會被帶動起來。 前面提到了金融機構有錢貸不出去的情況,這里面有農村中小企業的問題,因為競爭...
上周末,久違的搶房大戰再次上演。一線城市全線覆滅,二線城市也大半不能幸免,甚至就連之前庫存過剩的房子也炒的火熱。很多人裹著棉被排隊買房,一些中介甚至號稱電話已被打爆。在股市不振的情況下,投資者是否要把資金轉向樓市?這次炒房大戰的幕后推手又是誰? 今天上午,新華社刊文稱,這次的搶房大戰主要是開發商和房產中介炒作的結果,是人為制造的搶房假象。在購房者由于恐慌而入市后,一線城市房價隨之暴漲。由于一線城市是全國房價的風向標,因此一旦一線城市房價上漲,其它地方也會隨之響應。 開發商的炒作是誘因,但火燒這么大,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沒有點助燃的材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一線城市的樓市近幾年來一直呈上升趨勢,即便13、14年出現過一段全國房價下跌的情況,也沒有給一線城市造成太大影響。因此,一線城市也就成了資金最安全的“避風港”,稍有個風吹草動,便會馬上成為投資資金的聚集地。 有購房需求的普通人,看到房價上漲,肯定會擔心漲太高了買不起,于是只好被動跟上。這其中有剛性需求的,也有希望改善住房條件購入第二套房的,但不論是哪種,這一人群的搶房行動無疑給火熱的樓市添了一把干柴。 除此之外,今年二月央行再次下調了個人住房貸款的首付比例,首套房從過去的三成降到了二成,二套房也降至三成。與此同時,社會資金為購房者提供了短期借款,讓購房者的購房成本進一步下降。 無論是何種原因,瘋狂的房價肯定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中國去年年底曾出現了一陣換匯熱潮,是由于在人民幣快速貶值的背景下,大量居民開始通過海外資產配置來實現財產的增值和保值。其實不僅是去年,從2012年開始就已經出現了這種苗頭,只不過彼時都是大型民企作為主導群體,他們在配置時帶有很強的經營性投資屬性,這與一般人的資產配置有所區別。 在企業群體之后,國內的高收入階層也開始于2014年紛紛將目光轉向海外,逐步將個人資產向海外騰挪。據數據顯示,去年一季度我國短期資本凈流出高達創紀錄的2000多億美元,這里面除了境外資本的撤出,其余相當一部分是國內高凈值群體大規模海外投資引起的。 相比之下,受到資產規模和教育程度的影響,普通百姓對財富的認識及理財實踐往往是后知后覺。去年年底人民幣急速貶值的影響太大,才讓普通百姓也開始關注和擔憂。但一般人在面對這種情況時采用的應對手段比較盲目和急躁,也不管人民幣短期貶值過多久之后必然會反彈的大概率事件,近乎瘋狂地涌向商業銀行進行換匯。 其實普通民眾將投資視野轉向國外,希望通過海外市場的資產配置來實現更高的收益和避免中國經濟下行及人民幣貶值的風險,從本質上來說沒有錯。但是對于普通民眾來說,無論把錢投到哪,投多少,都必須先要有一個正確的投資理念。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一直以來普通人對于投資的理解本身就有所偏差,在快速致富口號的引導下,國內一直缺乏真正基于價值挖掘層面的投資文化。把炒股、炒房當做投資其實是對投資的一種片面理解...
在世界經濟的大環境下,中國所處的地位已經越來越舉足輕重,尤其近幾年,已經成為了推動世界經濟前進的主要動力。目前,中國GDP排名位居世界第二,在一些特殊指標下,中國經濟體量甚至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從08年到現在,中國每年通過自身的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都是最大的。中國非常有必要積極地參與或主導世界經濟政策,因此今年G20峰會在中國舉辦也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國際金融治理方面,中國近年來也是動作頻頻。有人認為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和金磚銀行是在挑戰美國為核心的治理體系,其實這些金融治理機構主要的目的還是要彌補一些舊有機構所不能涉及的領域,比如亞投行進行中的發展中國家的基建項目。因此在我看來,與其說是競爭和挑戰,不如說是互補與合作,畢竟在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的現在,合作比競爭益處更多。 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已經開始在IMF治理結構里有所調整增加,而在新的國際治理體系里面,中國所發揮的作用也將越來越大。雖然不敢說中國經濟穩定世界經濟就能穩定,但是中國經濟出問題,世界經濟肯定也會出問題。所以現在中國主導G20峰會的時機可謂剛剛好。 年初的時候曾爆出過海外金融炒家做空人民幣的言論,我也專門對此做出過評論,那么中國的防守底線是什么?就是不能有恐慌性的資本外逃。不過在我看來央行還是有能力和經驗以及足夠的外匯儲備及時對境內外匯率市場采取協同調整穩定匯率和資本項目的,因此中國不會...
中國去年年底曾出現了一陣換匯熱潮,是由于在人民幣快速貶值的背景下,大量居民開始通過海外資產配置來實現財產的增值和保值。其實不僅是去年,從2012年開始就已經出現了這種苗頭,只不過彼時都是大型民企作為主導群體,他們在配置時帶有很強的經營性投資屬性,這與一般人的資產配置有所區別。 在企業群體之后,國內的高收入階層也開始于2014年紛紛將目光轉向海外,逐步將個人資產向海外騰挪。據數據顯示,去年一季度我國短期資本凈流出高達創紀錄的2000多億美元,這里面除了境外資本的撤出,其余相當一部分是國內高凈值群體大規模海外投資引起的。 相比之下,受到資產規模和教育程度的影響,普通百姓對財富的認識及理財實踐往往是后知后覺。去年年底人民幣急速貶值的影響太大,才讓普通百姓也開始關注和擔憂。但一般人在面對這種情況時采用的應對手段比較盲目和急躁,也不管人民幣短期貶值過多久之后必然會反彈的大概率事件,近乎瘋狂地涌向商業銀行進行換匯。 其實普通民眾將投資視野轉向國外,希望通過海外市場的資產配置來實現更高的收益和避免中國經濟下行及人民幣貶值的風險,從本質上來說沒有錯。但是對于普通民眾來說,無論把錢投到哪,投多少,都必須先要有一個正確的投資理念。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一直以來普通人對于投資的理解本身就有所偏差,在快速致富口號的引導下,國內一直缺乏真正基于價值挖掘層面的投資文化。把炒股、炒房當做投資其實是對投資的一種片面理解...
在世界經濟的大環境下,中國所處的地位已經越來越舉足輕重,尤其近幾年,已經成為了推動世界經濟前進的主要動力。目前,中國GDP排名位居世界第二,在一些特殊指標下,中國經濟體量甚至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從08年到現在,中國每年通過自身的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都是最大的。中國非常有必要積極地參與或主導世界經濟政策,因此今年G20峰會在中國舉辦也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國際金融治理方面,中國近年來也是動作頻頻。有人認為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和金磚銀行是在挑戰美國為核心的治理體系,其實這些金融治理機構主要的目的還是要彌補一些舊有機構所不能涉及的領域,比如亞投行進行中的發展中國家的基建項目。因此在我看來,與其說是競爭和挑戰,不如說是互補與合作,畢竟在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的現在,合作比競爭益處更多。 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已經開始在IMF治理結構里有所調整增加,而在新的國際治理體系里面,中國所發揮的作用也將越來越大。雖然不敢說中國經濟穩定世界經濟就能穩定,但是中國經濟出問題,世界經濟肯定也會出問題。所以現在中國主導G20峰會的時機可謂剛剛好。 年初的時候曾爆出過海外金融炒家做空人民幣的言論,我也專門對此做出過評論,那么中國的防守底線是什么?就是不能有恐慌性的資本外逃。不過在我看來央行還是有能力和經驗以及足夠的外匯儲備及時對境內外匯率市場采取協同調整穩定匯率和資本項目的,因此中國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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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小松

葛小松,實業家、投資家、銀行家,以“不忘初心,產業報國”為座右銘。長期進行實業投資相關領域的研究與探索,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行業觀點。在農業、文旅、能源、生物醫療等行業具有影響力和駕馭力,成功主導數十個實業投資項目。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校友導師、中國政法大學董事會董事、宜春富硒農業發展與品牌創建指導顧問。著有《資本大格局》、《現代金融投資者保護》兩部著作。熱心慈善和公益事業,積極履行社會志愿者職務,制定并實施了革命老區幼兒園幫扶計劃,與中國政法大學聯合成立了國內首家互聯網金融法律研究院,在北京大學以個人名義設立了獎學金。分別榮獲人民網頒發的“第十一屆人民企業社會責任獎年度人物”獎、北京大學頒發的“北京大學教育貢獻獎”、中國政法大學“優秀校友”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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